全球城市化进程：挑战、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全球城市化进程展开了多维度、深层次的探讨，呈现了城市化的现状、挑战、机遇及未来方向。
聚焦中国城市化转型，2024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 67%，过去 45 年保持年均超 1 个百分点增长，正从土地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以人为本的质量提升。这一转变源于人口下降、流动人口减少及房地产扩张动力减弱等背景，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大多数量化目标已达成。
全球已进入城市星球时代，超半数人口居于城市且比例持续上升，城市扩张速度快于人口增长，生态足迹常为城市面积 200 倍，是气候变化主因。但人口集聚可缩小个体环境足迹，城市也是改善环境的试验场，研究者正探索废物利用、可再生能源整合等创新方法。应对全球挑战需变革，城市是关键力量。
当前气候变暖加剧、物种灭绝率为自然背景 10-100 倍，6 个行星边界、7 个地球系统安全边界被突破。城市应从自身转型、助力他城变革、构建协作网络三方面发挥作用，并需研究城市系统规律、创新治理模式等。
全球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10% 城市化率增长关联 61% 人均 GDP 增长，城市因集聚效应提升生产力，但也存在犯罪、拥堵等问题。美国城市中心碳排放低于郊区，发展中国家城市形态选择影响全球碳排放，需平衡成本与收益，改善基础服务。城市化与国家收入高度相关，但无证据表明城市化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率。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而非工具，政策不应强制或阻碍城市化，而应关注城市功能完善。不同类型城市化效果不同，亚洲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同步，非洲则不然。
一、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性转折：从规模扩张到质量优先
城市化进程的里程碑与转型背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 67%。这一数字背后，是过去 45 年间每年超过 1 个百分点的持续增长速度。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下，这种非凡的城市化规模和速度被称为人类定居史上最大规模的试验。
最新的国家政策文件依然强调 "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 原则，这一原则最早在 2014 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确立。虽然政策表述保持连续性，但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关键转折点 —— 从土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民福祉为优先，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向注重质量提升。这一转型发生在两个重要趋势交汇的背景下。首先，中国人口在 2022 年达到14 亿的峰值后进入下降阶段。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即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但未获得正式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数量也开始减少。过去十年，这些流动人口是新增城市居民的主要来源，但已有超过 1 亿人转为正式城市户籍，还有部分人因经济增速放缓返回农村。
其次，曾经推动城市 GDP 增长的城市扩张和房地产开发热潮已失去动力，多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破产，许多城市面临财政紧张和债务上升的压力。这些趋势共同导致传统的扩张型、土地驱动的城市化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实施成果2014 年 3 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旨在将城市化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同时引导城市化向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该规划在城市化率、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住房与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空气质量等多个领域设定了战略方向和具体目标，并配合一系列政策措施，成为指导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总体框架。十年后，该规划设定的大多数量化目标已实现甚至超额完成。
城市化率方面，全国城市化率提升了 10 多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邻近农村地区融入城市辖区以及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宽 —— 尤其是在中小城市，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有所松动。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2023 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从不足 15 平方米增至 25 平方米以上，且 94% 以上的新建建筑为绿色建筑。据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负责监督 LEED 评级系统的非政府组织）报告，中国已连续九年在 LEED 认证年度十大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城市间高铁网络从 2014 年的 1 万公里扩展至 2024 年的 4.8 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度的 30% 左右，占全球高铁网络的 80%。同时，政府日益重视可再生能源推广和交通系统脱碳，例如中国北方主要能源消费地区山东省在 2022-2024 年间通过发展海上风电，将燃煤发电占比从 80% 降至 60%。
新能源交通领域成果显著：2023 年底，电动公交车占全国公交总量的近 70%；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从 2021 年的 14.8% 升至 2024 年
的 47.6%，且 2024 年下半年超过 50%。城市环境质量大幅改善。过去十年，中国城市 PM2.5（直径 2.5 微米及以下的颗粒物）年均浓度从 2013 年的 66 微克 / 立方米降至约 30 微克 / 立方米，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以北京为例，重污染天数从 2013 年的 58 天减至 2024 年的 2 天，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PM2.5<35 微克 / 立方米）达 290 天，为监测以来最高。
这一改善得益于减少建筑扬尘、推广电动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综合城市环境管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努力，尽管仍未达到世界卫生组织 15 微克 / 立方米的标准。
城市韧性建设与社会领域的进展随着气候相关灾害增多，建设城市韧性成为重点。2015 年启动的 "海绵城市" 国家计划通过增加城市森林、湿地、绿色屋顶和透水地面等绿色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应对洪涝的韧性。
作为试点领先城市，深圳投入超过 100 亿美元（主要来自公共资金，辅以公私合作），使绿色基础设施和透水路面覆盖 46% 的城市区域。数据显示，在 2017 年和 2020 年相似的 3 天强降雨事件中，深圳的内涝点数量减少 38%，目前该市目标是将海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 80%。
其他城市也观察到类似成效，包括严重洪涝减少及公共健康和社会福祉方面的协同效益。但该计划仍面临挑战：初期投资巨大，且在应对极端降雨、透水地面堵塞等技术问题上存在疑问。社会领域的成果则喜忧参半。
在以人为核心的城市治理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例如北京等城市设立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及时回应公众诉求并提升政府问责性。但由于地方官员（从村长到市长）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提升地方治理的问责性和透明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普及和远程医疗系统发展改善了服务供给，使农村和县级小城市患者能获得省级大医院的先进医疗资源。
但远程教育的成效有限，尽管网络连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仍存在显著差距，城乡教育差距成为最突出且持久的不平等形式之一。
面临的挑战与潜在机遇未来，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相互交织。就业方面，需提供薪资合理且稳定的城市就业岗位。许多前建筑农民工转向外卖等行业，但随着年龄增长，其技能有限且与市场需求不匹配，难以获得稳定高薪工作。青年失业率近年上升，甚至影响大学毕业生。无人机配送、制造业和家庭服务中机器人的广泛应用等技术进步可能减少传统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这要求在就业和劳动力发展方面采取创新措施。
反之，城市人口快速老龄化可能为医疗和养老行业带来新的增长机遇。城乡差距与农村发展方面，许多农村地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但农村活力对城市长期繁荣至关重要。研究表明，通过综合策略，更高水平的城市化可同时保障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增加了农村收入，这一趋势可能随城市化持续而延续。促进人口双向流动至关重要：除了让农民工融入城市，还需鼓励高学历青年到农村从事农业及非农创业，以缩小城乡差距。
随着户籍制度持续放宽，以及部分沿海富裕地区因政策倾向乡村振兴而使城市户籍不再是特权，这一愿景更易实现。经济结构与区域发展方面，中国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上升，但产业面临贸易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东西部区域差距则带来独特机遇：西部地区正快速成为可再生能源生产中心，甘肃白银、新疆乌鲁木齐等城市计划吸引和发展人工智能等能源密集型产业及数字经济领域；东部沿海地区持续的高能源需求可能催生高压输电基础设施发展的新增长领域。此外，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可能意外促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统扩张和减排 —— 国家已干预将原用于出口的太阳能电池板通过补贴大规模部署于城乡，这可能加速低碳转型。
城市发展同质化问题值得关注：许多城市追求相似的愿景和目标，导致资源配置低效，表现为过度建设和基础设施超出实际需求。全国自然灾害风险调查显示，住房存量超 6 亿套，预计过剩约 30% 以适应当前和近期人口需求。但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住房可负担性仍是关键挑战，需建立新机制将过剩住房用于满足低收入群体需求。地方政府应采取创新、贴合本地情况的发展路径，兼顾独特的文化身份、历史遗产及环境资源禀赋。
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推进，中国在自然灾害中的脆弱性呈线性下降，表现为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减少。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支持了实时监测和预警系统，大幅降低城市在气候相关灾害中的暴露风险。随着城市间联系和相互依存度提高，在网络化城市系统中构建功能韧性至关重要。
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成就在某些方面可作为全球标杆，其应对挑战的经验为全球南方快速城市化国家提供了借鉴。尽管中国有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但其广泛通过政策实验确定有效解决方案并推广成功实践的做法值得关注。
同时，中国城市曾出现的严重环境退化应尽量避免，将发展速度置于民生之上会带来持久问题。中国经验还表明，通过快速发展和采用替代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
总体而言，未来十年中国城市化将持续，但近几十年那种快速、显著的转型时代可能即将结束。未来需要更深层次、更全面的转变，应对城市发展中的结构性、社会和环境复杂性。有效应对下一阶段的挑战、风险和机遇，对实现中国城市发展的全部潜力至关重要。二、全球城市化的现状与双重影响
全球城市化的总体趋势地球已进入城市化时代，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且这一比例持续上升。城市区域的扩张速度甚至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不断吞噬农田和荒地。这一趋势的影响令人担忧：为城市居民提供食物、能源和物资所需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其生态足迹通常是城市自身面积的 200 倍。
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加上城市自身的排放，使城市化成为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城市的兴起并非全是负面影响。从某些指标来看，人口集中有助于缩小个体的环境足迹，城市正成为探索改善环境方法的实验室。研究人员正探索创新方式，包括利用城市废物流、整合可再生能源和改善交通系统等。
关于城市化的深入探讨（包括评论、研究及互动内容）可参考相关资源，其核心信息明确：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当下关于城市建设和生活方式的决策将影响未来几代人。值得注意的是，有观点指出，城市作为文化中心（涵盖教育、科技、艺术、娱乐等）的重要功能在相关讨论中被忽视，这一维度同样是城市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2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联
2008 年，联合国宣布全球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到 2030 年城市人口将再增 50%，达到 50 亿。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使人们乐观地将城市增长视为全球从贫困走向繁荣的转型标志。但城市人口密度也带来了犯罪、拥堵、传染病等巨大挑战，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未能有效应对这些问题。
数据显示，2008 年 181 个国家的人均 GDP 对数与城市化率的相关系数为 0.7，城市化率每提高 10%，人均 GDP 约增加 61%。但这种关联的因果性存在疑问：有研究表明初始城市化水平与后续收入增长无显著关联，且国家城市化的原因多样，并非都有益 —— 例如腹地冲突或独裁政权将公共支出集中于首都，可能造就臃肿的特大城市。此外，跨国数据无法达到对照实验的严谨性，因此城市经济学家更重视国家内部城市密度与收入的关联。在国家内部，在大型城市集聚区工作与收入水平也存在强相关性，但这可能受两方面因素影响：大城市可能位于本身更具生产力的地区，且吸引技能更高的人才。
研究通过关注基岩等不影响现代生产力但利于人口集聚的地理变量，反驳了第一点；通过控制个人属性（如标准化测试成绩）及分析迁入和迁出城市的工资变化，回应了第二点。例如，一项基于法国数据的研究发现，居住在城市或土壤条件利于城市化的地区，个人收入相对终身平均水平有显著增长。这些发现证实了"集聚经济" 的存在 —— 即城市邻近性带来的生产力提升。
工业革命前虽已有城市，但大规模城市化通常伴随工业化，可能因为非农业领域更依赖集聚经济。集聚经济的存在是因为邻近性降低了货物运输（如制造商的中间投入）和面对面服务的成本，这一点可由产业就近布局于供应商和客户的现象佐证。
此外，邻近性通过提供多样就业选择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这种集聚效益对服务业尤为重要，这也解释了为何服务业（尤其是商业服务）而非制造业如今主导美国城市。城市工人工资增长更快，支持了 19 世纪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的 "城市加速知识和新思想流动" 的假说。
专利常引用附近创新者的先前专利，也印证了地理邻近性对知识流动的促进作用。但城市的生产力优势并不意味着应强制个人迁居城市或盲目鼓励城市化。美国城市名义收入虽高，但经生活成本调整后，实际收入并不占优，说明城市居民在经济上未必更富裕。城市生活虽有非经济收益（如优质餐饮和博物馆），但也有非经济成本（如通勤时间长、犯罪等）。
这些成本可视为集聚经济的负面影响 —— 为靠近他人付出的代价：能面对面交流思想的距离，也可能传播疾病；能交换报纸的距离，也可能发生抢劫。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密度弊端更为突出：亚洲和非洲较贫困城市的清洁水问题、拉丁美洲大都市的犯罪问题，以及全球普遍存在的交通拥堵，都削弱了城市 "促进人际连接" 的核心优势。
发展中国家城市需解决公共卫生、安全和交通等领域的巨大挑战以提升宜居性，历史提供了一定希望：西方城市曾也是疾病和死亡之地，如今却很健康。
例如，1901 年纽约市男孩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低 7 年，现在则高出近 2 年 —— 年轻人死亡率低得益于交通事故和自杀减少，老年人肺部疾病死亡率低可能与更多锻炼或社会交往有关。美国城市的安全并非偶然，其投入大量资源用于自来水厂等公共卫生建设。20 世纪初，美国城市在清洁水方面的支出几乎相当于联邦政府除邮政和军队外的全部支出。发展中国家城市也需类似投资以降低死亡率。清洁水问题可通过工程解决，但交通拥堵不能仅靠建设：美国数据显示，车辆行驶里程与公路里程增长大致成正比（被称为 "交通拥堵基本定律"）。解决通勤问题需结合经济手段与工程技术 —— 经济学认为，道路使用权等稀缺资源免费提供会导致过度使用，新加坡和伦敦等城市成功采用的拥堵收费机制是自然解决方案。
城市挑战的核心在于：城市居民比低密度地区居民更需要良好的政府。 proximity 带来的传染病、拥堵等负面影响，需要有能力的政府管理废弃物和交通。许多贫困国家因政府能力不足而贫穷，其城市运作也因此低效。尽管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存在问题，但农村贫困并非更好选择。发展中国家国内的收入与城市位置关联比美国更强，且跨国数据显示城市化不仅与高收入相关，还与高生活满意度相关。此外，城市常与dysfunctional 政府所需的政治变革相关：革命和政治运动需要协调，而城市proximity 促进这种协调。
例如，美国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的城市伙伴关系引发的波士顿起义。梭罗传统的环保主义者常将城市视为环境敌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亲近自然未必利于环境，梭罗 1844 年意外引发的森林大火烧毁数百英亩林地就是例证。
在美国，低密度生活的家庭能源和交通碳排放显著高于密集城市中心。研究显示，控制收入和家庭规模后，中心城市碳排放几乎总是低于郊区（主要因汽油消耗和家庭用电减少），且规模更大、更紧凑的大都市地区每户排放量更低。
真正的农村贫困能源消耗低，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长期贫困。随着印度和中国等国富裕起来，将面临选择：是以汽车为导向的低密度生活，还是以公共交通和电梯为基础的高密度城市生活？后者碳排放低得多，环境风险更小。2006 年中国 74 个城市的家庭和交通领域碳排放数据显示，其水平通常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如果中国效仿美国的低密度扩张模式，这一情况将随经济增长迅速改变。
展望未来，发展中国家城市可发挥变革潜力，但需应对多项挑战：水和污水处理的主要问题是资源 —— 虽知如何提供优质水，但许多城市缺乏投资；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明确 —— 监禁能减少犯罪，但人力成本高，且方案需因地制宜（如治理良好地区的警民合作可提升警务质量，而政治薄弱地区可能滋生腐败）；拥堵收费不受欢迎，且几乎所有地方（包括美国）都缺乏实施所需的政治支持。
最大的环境挑战是转向减少汽车出行和家庭能源使用的城市模式。中国似乎倾向于高层建筑未来，可能因其领导人希望避免依赖外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