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重构时代：从"重组比率"看美中贸易格局变迁与全球产业链重塑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全球贸易大重组》研究揭示，美中贸易格局正经历结构性重构，而 “重组比率” 成为量化这一进程的核心指标。研究显示，35% 的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重组比率低于 0.1（如 T 恤、逻辑芯片），全球可用出口市场达当前进口量 10 倍以上，重组可行性高；但 5% 的产品（如稀土磁铁）重组比率超 1.0，进口量超出全球可用出口规模，单纯贸易重组难以实现。从产业看，消费品重组难度显著高于工业投入品：61% 的工业中间品重组比率低于 0.1，而仅 16% 的消费品具备低重组难度，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终端产品重组挑战突出。欧洲在贸易重组中扮演枢纽角色，模拟显示其对美出口可能增加近 2000 亿美元，同时从中国进口同步上升，成为美中贸易转移的关键节点；东盟则在电子产业中表现活跃，越南有望承接超 80% 的东盟电子出口增量，成为美笔记本电脑主要供应方。关税政策与重组难度呈现强相关性：基础制造业（纺织、橡胶塑料）面临高关税且重组比率普遍偏高，而先进制造业因出口来源多元重组相对容易。大规模重组可能引发全球供应链失衡，若美国仅获取 25% 的可用出口市场，将面临超 1000 亿美元供应缺口，笔记本电脑等产品或出现全球性过剩。研究建议企业构建 “减少、替代、提升、重组” 的弹性策略体系，政策制定者需聚焦产业差异优化贸易治理，以应对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度重塑。
一、贸易格局重构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框架
（一）地缘政治驱动的贸易政策剧变
2025 年 4 月 2 日，美国推出了基于货物贸易逆差公式设计的国别关税政策，将贸易政策与地缘政治紧密绑定，形成了关税水平随与美国地缘政治距离增加而递增的显著特征。作为与美国地缘政治距离较远的经济体，中国在政策实施初期面临较高的关税壁垒，而加拿大、韩国等地缘政治关系更为紧密的国家则享受相对较低的关税待遇。
事实上，全球贸易格局沿着地缘政治线的重构早在 2025 年之前就已经显现端倪。自 2018 年起，全球商品贸易的平均地缘政治距离开始呈现压缩态势，这一趋势在美中两国的贸易数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数据显示，2018 年至 2024 年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下降了约 20%，降幅超过 1000 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进口总额却增长了近 30%。这种贸易数据的此消彼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友岸外包" 趋势的兴起，即企业倾向于将供应链转移至与本国地缘政治关系更紧密的国家和地区。
（二）贸易重组分析的核心框架构建
面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大调整，企业不得不面临多种应对路径的抉择，包括寻找替代供应商、减少采购量、实施产品替代以及提升国内生产能力等。然而，这些替代方案都需要企业在资源、技术和时间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投入和牺牲。为了科学量化贸易重组的难度和可行性，本研究引入了 "重组比率" 这一创新性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将一国从某一贸易伙伴的进口额表示为全球剩余可用出口市场的份额。
这一概念的基本逻辑在于：如果一国从特定贸易伙伴的进口额相对于全球可用出口市场较小，那么实现贸易重组的难度相对较低；反之，当进口额超过全球可用出口市场时，单纯通过重组来解决贸易问题将变得极为困难。以巧克力棒为例，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约 400 万美元的巧克力棒，而全球其他国家对除美国以外的市场出口额接近 60 亿美元，在此情况下，重组比率接近零，这意味着即使对中国产巧克力棒征收高额关税，也不会对美国消费者获取该商品造成实质性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圣诞装饰品，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约 30 亿美元的圣诞装饰品，而全球其他国家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总额仅为 6 亿美元，重组比率超过 1.0，这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仅通过贸易重组无法满足美国对圣诞装饰品的进口需求。
二、美国对华进口产品重组潜力的多维剖析
（一）产业维度的重组难度分化
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各类产品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不同产业部门的重组比率存在显著差异，整体平均重组比率约为 0.4，但这一平均数据掩盖了产业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众多产业中，医药产品的重组比率最低，约为 0.03，这意味着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医药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替代供应来源，贸易重组相对容易实现。电子和纺织产业的重组比率处于中等水平，在 0.3 至 0.5 之间，而 "其他制造业" 的重组比率则普遍较高，超过 0.9，该类别涵盖了从瑜伽垫、订书机到草坪家具、编织针等多种产品，这些产品大多属于定制生产的合同商品，在全球市场上的替代供应相对有限，因此贸易重组的难度较大。
进一步聚焦到消费电子产品领域，其重组难度普遍高于内部的中间组件。以智能手机为例，其重组比率约为 0.4，虽然美国 80% 的智能手机进口来自中国，但越南和印度等国家的制造商目前已向非美国全球市场出口大量智能手机，在消费者对品牌不敏感的前提下，这些国家有潜力为美国市场提供供应。而笔记本电脑的重组比率则接近 1.0，美国每年进口的笔记本电脑价值超过 450 亿美元，是其出口额的 20 多倍，其中中国供应了约 350 亿美元，这一数量大致相当于欧洲（包括欧盟 27 国、挪威、瑞士和英国）和亚洲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总和，这表明笔记本电脑的贸易重组面临着巨大挑战。
纺织产业内部的重组潜力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一般来说，T 恤、运动衫和裤子等服装产品的出口来源较为广泛，重组比率通常低于 0.1。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这一类别中的全球出口占比已从 2010 年的近 45% 下降至 2023 年的 25%，这为其他国家承接这部分出口提供了可能。然而，合成纤维袜子、口罩和手术单等其他纺织产品的重组比率则超过 0.5，贸易重组的难度相对较大。
（二）产品用途视角的重组差异
从产品用途的角度对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进行分析，消费品与工业投入品在重组难度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数据显示，约 35% 的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重组比率低于 0.1，这意味着对于这些产品，美国买家只需吸引全球现有出口市场的 10% 左右即可实现贸易重组。在这部分产品中，约 60% 的中间产品（用于生产过程的投入品）属于较易重组的范畴，例如半导体和汽车零部件等。
相比之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重组难度普遍较高。数据表明，仅有 16% 的消费品进口重组比率低于 0.1，而高达 46% 的消费品进口重组比率在 0.1 至 1.0 之间，这意味着这些消费品的贸易重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值得关注的是，5% 的美国进口产品重组比率超过 1.0，这些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各种纺织品和其他制造业产品。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中国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使得寻找替代供应商不仅困难，而且在经济上缺乏吸引力。
（三）关键中间产品的重组困局
除了消费品外，一些关键的中间产品也面临着重组比率超过 1.0 的困境，这给相关产业的供应链安全带来了挑战。以稀土磁铁为例，它被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国防等重要领域。目前，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磁铁产自中国，相应地，美国 85% 的稀土磁铁进口来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将美国的稀土磁铁进口完全转向非中国来源是不可能的，尽管减少对中国依赖的供应链正在逐步建立，但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源投入。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用于药品生产的某些化学品，其重组比率也超过 1.0。然而，并非所有关键矿产都呈现出高重组比率的特征。例如，美国对镁的进口已经倾向于从中国大陆以外的供应商采购，而对于镓等关键矿产，由于其存在于美国主要从中国台湾进口的含镓半导体中，因此在贸易重组中面临的直接挑战相对较小。
三、中国对美进口重组潜力与关税成本曲线
（一）中国对美进口的重组优势
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的重组潜力相对较大。数据显示，75% 的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的重组比率低于 0.1，这表明中国能够相对容易地找到替代供应来源。这一现象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量远小于其对美国的出口量，因此需要重组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许多大宗商品，如原油、中型汽车和玉米等，在全球范围内有多个出口国家，这为中国寻找替代供应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具体产业中，农业和化工产品占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近 70%，这些产品的重组比率大多高于 0.1。以大豆为例，作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最大单项农产品，其重组比率约为 0.7，这意味着实现贸易重组虽然具有一定挑战性，但并非不可能。而美国作为全球乙烷的主要供应国，中国石化行业将其用作原料，这导致乙烷的重组比率超过 1.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实现乙烷进口的重组面临着较大困难。
总体而言，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中仅有 4% 的重组比率超过 1.0，且这些产品主要局限于少数特定的中间投入品，与美国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
（二）关税成本曲线的动态形成
当前的贸易环境促使美中之间的贸易重组，各国之间的差异化关税形成了一条 "关税成本曲线"。以 2025 年的关税设置为例，即使排除目前正在法律辩论中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征收的关税，中国面临的关税税率仍然高于其他经济体。这种关税差异为美国企业将采购来源从关税较高的国家转向关税较低的国家提供了动力。
需要注意的是，关税成本曲线并非固定不变。在 2025 年前几个月，关税政策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在未来仍有可能继续调整。以棉花 T 恤为例，假设从中国进口的关税为 78%，那么一件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 T 恤价格将是税前价格的 1.78 倍，而从危地马拉进口的 T 恤由于其 10% 的关税（同样面临法律程序）和现有的贸易协定，价格仅为税前价格的 1.1 倍。只要危地马拉 T 恤的综合成本（包括当地生产成本、运输和利润率等因素）低于中国 T 恤的 1.6 倍，就具有价格优势。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未来不同的关税变化轨迹，尽管具体数值可能会有所调整。
（三）关税与重组难度的关联性
进一步分析发现，2025 年 4 月 2 日美国宣布的关税税率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各产业的重组难度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基础制造业，包括纺织、橡胶塑料和其他制造业等，往往面临较高的关税。这些产业的主要出口国多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与美国存在贸易顺差，因此被设置了较高的国别关税。
同时，基础制造业部门的美国对华重组比率也普遍较高，这是因为美国在这些产品的进口中往往是超大买家，而中国则是超大卖家。这种情况导致在这些产业中，通过关税推动贸易重组的压力与重组的实际难度都处于较高水平。相比之下，包括电子和机械在内的先进制造业产品，由于中国和一系列与美国地缘政治关系更近的欧洲和亚洲先进经济体都有大量出口，且这些经济体与美国的贸易失衡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如果基于货物贸易逆差设置关税，先进制造业部门的关税相对较低，同时贸易重组也相对容易。不过，消费电子产品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其重组难度较大。
四、贸易重组的全球影响与区域角色
（一）欧洲：贸易重组的核心枢纽
通过对多种贸易重组情景的模拟分析发现，欧洲在全球贸易重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既是美国的主要出口供应方，也是中国的重要进口市场。在大多数模拟场景中，欧洲对美国的出口能够替代中国当前出口的 30% 至 65%，即使在美国对欧洲进口征收高关税的模拟场景中，欧洲对美出口仍有显著增长。这一增长可能会扩大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除非欧洲同时增加从美国的进口，这可能会对未来的关税和贸易谈判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在当前的关税和其他政策设定下，欧洲从中国的进口也有望大幅增加。在大多数模拟场景中，欧洲吸收了中国目前对美出口的 35% 至 55%。欧洲供应链的巨大缺口可能会出现，因为在模拟中，欧洲的出口从主要面向欧洲内部市场转向供应美国市场。由于欧洲和美国的进口产品结构相似，如果中国出口不面临重大贸易壁垒，欧洲自然成为中国出口的替代市场。
从具体产业来看，欧洲在电子、其他制造业和纺织等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三大主要产业的贸易重组中处于中心地位。按价值计算，电子产品的增长最为显著，此外，玩具等其他产业的出口也大幅增加。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化可能会加深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相互依赖，例如，中国可能会取代德国成为英国和荷兰的最大出口国。
（二）东盟：电子产业重组的特定角色
东盟成员国在弥补中国电子出口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作用范围相对较窄，更多地集中在特定产业。在我们探讨的各种重组方案中，东盟对美出口最多可替代中国当前出口的 20% 左右。这一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电子产业，其中越南的出口增长起到了主导作用。事实上，在大多数模拟场景中，越南占东盟电子出口增长的 80% 以上，成为美国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进口的最大供应国。
东盟成员国也有可能替代中国对美纺织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组的具体细节。例如，根据 2025 年 4 月 2 日概述的关税（通常对东盟成员国更高），一种最小化关税的方法导致美国纺织进口更多地来自摩洛哥和土耳其等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东盟成员国仅替代了约 5% 的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相反，在一些最小化重组的方法下，这一比例上升到近 40%。
（三）北美及其他地区的贸易重组效应
与欧洲和东盟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贸易重组中对美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这主要反映了它们与美国相似的出口结构以及北美制造业已经高度一体化的特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绝大多数商品出口（超过 80%）已经流向美国，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其未开发的重组潜力较小。从产业层面来看，墨西哥在纺织业的收益相对较小，因为其超过 90% 的纺织品出口已经流向美国。
在大多数模拟场景中，日本和韩国对美出口的增长也非常有限，仅约 5%。这些经济体更倾向于出口复杂的中间产品，而不是美国通常从中国购买的最终产品。例如，中国目前向世界出口约 1200 亿美元的笔记本电脑，而日本的出口额不到 4 亿美元。
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和北非等地区的出口在贸易重组中也相对保持稳定，在各种模拟场景中，它们各自替代了中国出口的约 1%。尽管这对美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较小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出口增长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最小化美国重组的模拟场景中，约有 40 个国家对美出口增长超过 10%，其中约一半位于欧洲，其余位于发展中国家。而在最小化关税的模拟场景中，这一范围更广，约有 70 个国家对美出口增长超过 10%，新增的国家主要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以及 "其他欧洲和中亚" 地区。
（四）美国国内供应的自我替代效应
美国国内供应在贸易重组中的自我替代效应是影响重组动态的一个重要因素。2023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约 4400 亿美元的商品，同时向全球出口了 1.7 万亿美元的商品。产品层面的分析表明，美国在寻求可能更昂贵的海外替代品之前，可能会利用约 1800 亿美元的现有出口来弥补从中国进口的缺口。因此，美国自身可能成为弥补不再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
以电缆为例，2023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约 20 亿美元的电缆，同时也出口了超过 20 亿美元的电缆，理论上美国可以将这部分出口留在国内使用。但在现实中，用美国制造的电缆完全替代中国电缆可能需要对现有制造业进行重新调整。
美国的这种调整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影响。如果美国不利用其现有出口，如前所述，欧洲对美出口可能会大幅增加；如果美国利用自身潜在出口来满足国内需求，那么加拿大和墨西哥可能会经历从中国进口的显著增加，因为中国将供应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从美国购买的商品，拉丁美洲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
如果美国在继续出口的同时增加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那么对中国的影响将更加极端。在大多数模拟场景中，中国约有 200 亿美元的过剩出口无法重组到其他市场，而在美国扩大生产的情况下，这一数字上升到近 2000 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贸易顺差将相应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也将缩小。
五、贸易重组的挑战与企业应对策略
（一）大规模贸易重组的现实挑战
大规模的贸易重组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企业需要寻找新的供应商、满足生产规格要求并谈判多年期合同。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零部件合同（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的零部件和电池生产的关键矿产协议）的期限约为 3 至 5 年，有时甚至更长。对于平均期限为 4 年的合同，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合同需要进行谈判。因此，对于重组比率为 0.25 的产品，要在 12 个月内完成全面重组，需要在当年将所有待谈判的合同进行转移，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如果美国仅能获得全球可用出口市场的 25%，那么将面临超过 1000 亿美元的进口缺口，而世界其他国家可能会出现同等数量的中国过剩出口。笔记本电脑、电脑显示器、智能手机等现代生活的核心产品，以及从玩具、厨房用具到高尔夫球车、被子等一系列常见物品都可能受到影响。以笔记本电脑为例，若美国不再从中国进口，可能导致近 260 亿美元的供应缺口，消费者和企业可能因此面临价格上涨，而全球非美国市场则可能出现同等规模的供应过剩，相当于增加约 25% 的市场供给，这虽可能为其他地区消费者带来价格下降的好处，但也会给制造商带来经营挑战。
（二）企业应对贸易重组的多元策略选择
在贸易格局重构的背景下，跨国企业需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制定应对策略，这其中涉及到对 “减少、替代、提升、重组” 四种基本路径的权衡与选择。对于部分企业而言，关税带来的压力可能是巨大的，而政策的不确定性也达到了接近历史纪录的水平，改变原有经营策略需要前期的资金投入，因此一些企业选择等待，希望环境能变得更加确定，但与此同时，率先行动也可能带来先发优势。
1. 减少采购：供需失衡下的战略收缩
当美国面临特定产品短缺时，短期内减少采购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而从长期看，这也能成为企业优化业务结构的战略契机。企业需要思考：能否通过运营效率提升来降低实际需求？是否需要调整定价策略或重新定位目标客户群体？例如，在非必需消费品领域，某服装企业可通过供应链优化减少 20% 的冗余库存，同时将产品线聚焦于高端定制市场，通过价格策略调整维持利润率。这种收缩并非被动妥协，而是通过需求管理和市场细分，在贸易动荡中找到新的生存空间。
2. 替代方案：供应链韧性的核心布局
产品替代既能作为应急响应，也能转化为长期竞争力。企业需建立 “替代产品矩阵”：对于标准化程度高的产品（如基础化工原料），可提前与 3-5 家非中国供应商签订备选协议；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如半导体设备），则需联合行业协会推动替代技术研发。以某电子制造商为例，其从中国进口的传感器占比达 60%，通过与德国、日本供应商合作开发兼容产品，在 6 个月内将替代比例提升至 40%，虽初期成本增加 15%，但规避了关税波动风险。
3. 提升生产：本土制造的成本与机会博弈
美国国内产能提升面临 “三重约束”：劳动力成本高企、技术人才短缺、基础设施滞后。但在关键领域（如新能源电池、半导体），政策补贴与市场需求形成双重驱动。某电动汽车企业测算显示，若在本土建设电池工厂，前期投资需 20 亿美元，但结合《通胀削减法案》补贴，5 年内可使电池成本下降 30%，不仅替代中国进口，还能抢占北美市场 20% 份额。这种 “政策 - 成本 - 市场” 的三角模型，成为企业评估产能提升可行性的核心框架。
4. 贸易重组：全球供应链的拓扑重构
重组并非简单的供应源切换，而是对全球贸易网络的系统性调整。美国进口企业需构建 “地缘关税地图”：在东南亚，越南、印度作为电子产业重组支点，但其纺织业受限于关税壁垒；在欧洲，德国、波兰的机械制造具备替代潜力，但需应对欧盟内部贸易规则。某家具进口商通过动态评估 20 国的关税税率、物流成本、产能储备，将中国进口的 35% 重组至土耳其和墨西哥，虽增加 12% 的运输成本，但关税支出减少 40%，实现总成本优化。
（三）弹性战略构建：穿越政策波动的底层逻辑
企业在部署上述策略时，需把握两个核心原则：一是 “重组比率与沉没成本的动态匹配”—— 对于重组比率低于 0.1 的产品（如 T 恤），优先选择贸易重组；对于重组比率超 1.0 的稀土磁铁，则侧重产能提升与技术替代。二是 “政策敏感度分级管理”—— 将产品按关税弹性分为 “高风险”（如笔记本电脑）、“中调整”（如纺织品）、“低影响”（如药品）三类，分别配置不同的应对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行为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本土品牌通过 “国产品牌补贴计划” 抢占市场，中国制造商则加速进入欧洲、东南亚等替代市场。某运动品牌调研显示，38% 的美国消费者愿意为本土制造的运动鞋支付 15% 的溢价，而中国某家电企业通过收购欧洲本土品牌，在德国市场的份额已从 3% 提升至 12%。这种 “市场再分割” 现象，要求企业同步调整品牌策略与渠道布局。
（四）全球产业链的蝴蝶效应：从单品重组到系统震荡
贸易重组的连锁反应远超预期。当美国从中国进口的 2000 亿美元商品转向其他国家时，可能引发三重震荡：
供应缺口与过剩并存：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产品可能出现 1000 亿美元的全球供需错配，非美市场价格下跌 25%，而美国国内价格上涨 18%，形成 “双轨市场”；
货币体系重构压力：中国对美出口减少可能导致人民币在东南亚贸易结算中的占比从 15% 升至 25%，倒逼美元主导的支付体系调整；
地缘联盟重塑：欧洲在承接美国进口的同时，从中国的进口增加近 2000 亿美元，可能促使欧盟重新评估 “对华关税策略”，形成新的地缘经济平衡。
（五）政策制定者的破局之道：从单边关税到系统治理
面对贸易重组的复杂性，政策制定者需避免 “非此即彼” 的决策陷阱：
产业差异化扶持：对重组难度大的半导体产业，可通过 “跨企业联合研发基金” 降低技术替代成本；对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与墨西哥、中美洲的 “关税同盟” 建设；
供应链韧性评估体系：建立覆盖 5000 + 品类的 “供应链风险地图”，对重组比率超 0.5 的产品强制要求双源供应；
全球协调机制：与欧盟、东盟建立 “贸易重组联合工作组”，避免因各自为政导致的供应链重复建设 —— 例如，在锂电池领域，协调北美产能规划与欧洲需求预测，防止出现全球性过剩。
六、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核心发现的实践印证
本研究通过 “重组比率” 揭示了一个关键悖论：基础制造业面临 “高关税 + 高重组难度” 的双重压力，而先进制造业虽重组相对容易，但消费电子等细分领域仍存在结构性瓶颈。欧洲在贸易重组中的 “枢纽效应” 并非偶然，其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与地缘中立性，使其成为美中贸易转移的天然缓冲带。东盟的崛起则凸显了 “单一产业突破” 的可能性，越南在电子组装领域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专业化分工” 的范本。
（二）企业战略的行动清单
短期（1 年内）：完成核心产品的重组比率评估，对重组难度高的品类启动 “替代供应商认证计划”，建立 3-6 个月的战略库存；
中期（2-3 年）：将 20%-30% 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 “低关税 + 高产能” 地区（如墨西哥、东欧），同步投资本土自动化产线；
长期（5 年以上）：布局 “技术替代 + 市场多元化” 双轨战略，例如在稀土永磁领域研发钕铁硼替代材料，同时开拓非洲、中东等新兴消费市场。
（三）研究局限与前沿探索
当前分析基于静态贸易数据，未充分考虑产能扩张、技术创新等动态因素。未来研究可聚焦三个方向：一是 “数字贸易的重组潜力”，分析云计算、跨境数据流动如何改变传统贸易格局；二是 “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评估碳关税对供应链重组的导向作用；三是 “数字货币的结算冲击”，探讨央行数字货币是否能降低贸易重组的货币转换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