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中国经济一开局，便一扫疫情之后的阴霾：一季度GDP增长5.4%，超过2024年一季度0.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创新搅动全球科技浪潮，推动全球大国竞争的天平倒向有利于中国的一边。
面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各种疯狂举动，特别是全球“对等关税”大棒、技术禁运，以及未来可能冒出的更多地缘政治幺蛾子，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工业是否准备好了？十四五的收官之年，在经济转型的加速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内功修炼得如何？观察者网近日再次拜会北大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从2023年开始，长年专注于中国工业和科技创新机制研究的路风教授，每年都会就中国经济、中国工业发展以及中美竞争议题，与观察者网的读者朋友们独家分享他深刻而犀利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来自深厚的理论推演，更是来自一线工业企业的走访和调研。虽然有时不够和风细雨，但却直击要害，关系国家经济的走势与未来。以下是对话实录。此次讨论长约三个小时，全文2.8万字左右。为方便读者朋友们阅读，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一、 中国经济在面临怎样的挑战？
二、制造业回流，为什么特朗普做不到？三、为什么强调，中国工业不能自缚手脚？四、工业社会主义对决金融资本主义，谁会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 北大官网【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一、中国经济在面临怎样的挑战
我们面对的挑战：新一轮冲击可能正在来临观察者网：我们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开始谈起，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中美关系。特朗普一上任就对内对外推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在全球推行的所谓“对等关税”，最后因中国的反制做出妥协而告一段落，美国又企图在全球禁用中国先进计算芯片。目前各种解读信息特别多，您是怎么判断的？路风：虽然早知道特朗普不按规矩出牌，但他就任总统后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出人意料之处，如他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要吞并丹麦的格陵兰岛，并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对外领土扩张的企图没有任何遮掩。
接着，虽然所有人都预期特朗普会重新挥舞关税大棒，但当他付诸实施时，美国政府加征进口关税的范围之大和税率之高，还是让全世界都受到冲击，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国都不放过。无论特朗普的做法和行事风格如何与众不同，他的战略目标与历届美国政府在实质上都是一致的：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只不过在美国实力下降并遇到危机的时期，特朗普的任务特征是重塑美国的霸权。怎么重塑？我的观察是：他首先是要砸烂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它本来也是美国一手塑造的），把经济调整的成本转嫁给包括盟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然后通过高关税等手段来逆转美国去工业化的趋势，即所谓的“制造业回流”；与此同时，集中力量打压对美国霸权最大的“威胁”——在美国一些政治精英的眼里，这个“威胁”非中国莫属。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美国愿意为之流血：欧洲、中东和东亚，因为这是关系到美国霸权的三个关键地区。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没有像许多人猜测的那样马上对中国动手，而是先提出他的加沙问题解决方案，特别是直接举行美俄会谈，想绕过欧洲结束俄乌冲突。当然，特朗普怎么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干成是另一回事。
但从结构上看，如果搞定中东和俄乌冲突，那美国就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剩下的那个——东亚，也就是要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特朗普政府一上台，除了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宣布新一轮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还要对与中国船舶运营商及中国建造船舶相关的国际海上运输服务实施费用征收与限制措施。因此，在我看来，特朗普的主攻方向是中国。简单地说，美国已经拉开架势，要与中国为敌，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国际大背景，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
二、制造业回流，为什么特朗普做不到？2.1 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做不到：一代人无法实现工业跳转观察者网：特朗普的核心执政目标就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借助关税大棒推动制造业回流。您认为他能达到目标吗？路风：这个问题关系到美国打压中国的基本动机。特朗普政府（包括上一任的拜登政府）认为，不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就不可能再工业化。
但历史事实是，美国的工业衰落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这个过程是美国自己推动的，怪不得别人。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的过程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三四十年里迅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而且规模很大（如果仅从工业化来类比，这个阶段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40年）。到世纪之交，美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和最大的农业生产国），超过了领先者英国（随后德国也超过了英国）。
在工业实力和利益的驱动下，美国于1898年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占领了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等西班牙的殖民地。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登上全球政治舞台，成为世界强权（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8年结束的，而美国在1917年才参战，虽然很晚，但一参战就决定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战胜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原因就是美国的块头太大了。
在一战之前英国一直是全世界的霸权，也是金融霸权。但经过一战，英国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动摇了英镑的地位，其原因就是已经在工业上落后的英国不得不向美国借债买军火。不过，一战结束之后，当时的欧洲列强还不太承认美国的地位，觉得它是乡巴佬。在国际政治上“玩不过”欧洲列强的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第二个阶段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开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权。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对德日宣战，那天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说：“我今晚能睡个好觉了。”因为对他来说，美国参战则胜负已定。
参战后，美国动员其庞大的工业体系转产军火，号称“民主的兵工厂”，以惊人的工业产能使盟国压垮了德意日轴心国。因此，工业实力决定现代战争的胜负。今天美国政界又重提往事，希望恢复那种一家独大的地位。二战时期美国兵工厂制造武器的女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去思考，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虽然美国的工业早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技术能力也很强，但它在科学上落后于欧洲。希特勒上台送给美国的一份“礼物”，是迫使一批欧洲科学家流亡美国，战争也使许多欧洲的新发明流入美国。
例如，原子能的理论研究是在欧洲做的，第一次证明核裂变的实验是流亡欧洲科学家在美国做的，最后美国通过曼哈顿工程造出原子弹。航空喷气发动机是德国（德国在空气动力学研究上遥遥领先）和英国首先发明的，在战争期间，英国为争取美国的支持，向美国转让了喷气发动机技术，但美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掌握，而应用在飞机上则是到了战后。雷达技术也是英国转让给美国的，此后美国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成立了辐射实验室，研究雷达技术的应用。美国在战后发展的弹道导弹，则是为纳粹德国设计V1、V2火箭的德国科学家设计的。
这个事实反映了一个被历史证明的发展顺序，只有先成为工业强国，才能成为科学强国。这个顺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颠倒过，因为只有工业化才会对科学技术产生需求和投资能力。而今日的科技强国美国，在去工业化数十年之后，想反过来实现再工业化，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可以证明这个发展顺序的还有另一个历史事实，即世界上每一次的工业化浪潮都是从生产已有的产品开始，而不是从生产以前不存在的新产品开始。英国工业革命最有标志性的产品是棉纺织品，但棉纺织品不是英国人发明的，久已存在，而英国人的创新是用机器生产棉纺织品。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就是从用机器生产传统产品开始的。
当美国在19世纪晚期经历大规模工业化时，美国生产的钢铁、化工、汽车等主要产品和技术都是欧洲人发明的，美国的创新是采用大批量生产方式，包括福特流水线。当日本工业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冲击世界市场时，它生产的产品全部来自欧美的发明（虽然有所改进），而日本的竞争优势也是主要来自生产方法（亦即过程或工艺技术）的创新，如丰田生产方式。
这并非说全新的产品不会出现，而是说发明全新产品要在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很久以后才会出现。例如，美国利用在二战期间积累的技术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计算机、半导体、软件等新技术工业，随之产生了硅谷。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年代，传统工业的优势与高技术工业的优势并存，从二战后直到60年代初期都经历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一个国家只能在工业化很久以后才能产生全新产品？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其实很深刻：任何产生全新产品的重大技术创新，无论出现在哪个领域，都需要整个工业体系的支持。
因此，出现重大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工业体系的形成，包括与之相应的教育、金融和其他支持性体系的形成，而这些条件的成熟都是需要时间的。当然，启动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往往需要后进国家在生产方法、组织形式以及制度方面做出创新，才能在已有的产品市场与领先国家竞争。
2.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做不到：美国工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追求世界霸权观察者网：很有意思的发现，那么从工业化强国到科技大国，再到去工业化，这是大国发展的必然规律吗？为什么美国曾经强大的制造业会衰落？路风：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工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追求世界霸权。当然，这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也只能简要地回顾。二战结束后，美国着手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目的是保证其他国家对美国开放市场。
在与苏联的冷战开始后，这个秩序或体系又具有了强烈的地缘政治因素，从而形成两根支柱。第一根支柱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复兴盟国的经济，同时也改变了战后初期想把西德和日本变成农业国的计划。虽然马歇尔计划有处理美国战后过剩物资或产能的目的，但当时美国所有的盟国都欠美国的债，还债的唯一途径是让这些国家能够向美国出口，挣来美元再还债。于是，美国一改二战前的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向它的盟国开放了国内市场。当然，这些盟国也必须向美国开放市场。第二根支柱是向盟国提供安全保障，以对抗来自苏联阵营的“威胁”。讲到这里就必须说明白美国的“大战略”思想。
追求和保持霸权是二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基本目标和逻辑，美国精英内部的所有争论都不是关于这个目标本身，而是关于美国应该追求哪一种霸权战略。在几个不同“版本”的战略中，占据“主旋律”地位的始终是“至高战略”（Primacy），它的基本立场是：美国只有保持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压倒优势才能保证和平，因为和平是一种权力不平衡状态的结果。
美国的至高战略包括四个要素：1）在军事上具有压倒优势，对世界事务深度介入，确保在美国两翼的大洋区域保持内部分裂状态，防止在欧洲和亚洲或欧亚大陆出现地区强权。
向盟国提供安全保证，劝阻它们走自主发展道路，以消除它们重新武装并重新成为挑战者或竞争者的动机。3）以美国体系整合世界，不断扩大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范围，按照美国的条件把更多的国家整合进来，为美国资本的渗透创造最优条件。
严防核武器扩散以保证美国的行动自由（因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
在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中，由于盟国既依赖美国的市场又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所以美国获得了“特权”：第一，那些盟国一旦加入这个体系，也就不能独立发展了，这使美国收服了西德和日本这样曾经发动战争的国家。
第二，那些盟国不得不吸收美元，使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可以将任何一次美国国内经济调整的代价和成本转嫁给盟国。到上世纪6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工业得到重建，开始与美国工业竞争。那时美国出了一个大“昏招”，就是卷入并扩大越南战争。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美国国力，不仅导致国内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还通过大量物资采购养肥了日本。最后，战争还没打赢。
从1968年开始（尚处于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出现自19世纪工业化以来从未有过的贸易逆差。为摆脱国际收支赤字扩大、美元暴跌、黄金外流的困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单方面的行动给盟国造成巨大损失，史称“尼克松冲击”。在一次会议上，面对一脸惊愕的各盟国财长，当时的美国财长康纳利说出了那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回顾历史，砸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尼克松冲击开启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为在全球维持压倒优势，美国的军事开支日益超过美国经济可以负担的程度，也越来越依赖美元霸权所支撑的债务增长。美国尼克松总统时期的财长康纳利：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钢铁、造船、机床、汽车、半导体（存储芯片）和消费电子等工业领域逐渐取得对美国企业的优势。在竞争不利的情况下，美国工业从70年代末开始并贯穿整个80年代，经历了声势浩大的公司并购和所谓“铁锈地带”的工厂关闭浪潮。
不过，那时美国以硅谷和波士顿地区为代表的新兴高技术工业也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令人感到以新兴工业代替已有工业的希望。于是，在美国媒体上出现“夕阳工业”和“朝阳工业”的称谓，而这两个概念到90年代则演变为“旧经济”和“新经济”的概念。美国其实不乏有识之士，我引用一本1982年出版的美国畅销书的原话：“尽管存在争议，美国经济的实质问题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方向，以金融资源和实体工厂及设备为形式的资本，已经从对我们国家基础工业的生产性投资转向非生产性的投机、并购和海外投资。留下的是关闭的工厂、被解雇的工人和新出现的许多鬼城。”两位作者还呼吁：“如果美国经济要在本世纪剩下的20年里保持一定的经济活力尤其是领导地位的话，就必须经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其目标必须是美国的再工业化。
面对过去15年的竞争力急速下降——最生动地表现在今年席卷全国的关厂浪潮上，重建美国生产能力的有意识努力是唯一的真正选择。”【3】但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和资本精英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前者要维持美国的世界霸权，而后者要借助美元霸权更多、更快地赚钱。最近，《观察者网》刊登一篇前希腊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的文章，非常深刻地回顾了那个事件。
他写道，尼克松团队当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当美国沦为一个赤字国，怎样才能维系霸权？”为解决这个悖论，尼克松团队没有采取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并削弱美国军事实力的紧缩政策，而是扩大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并通过重构全球资本流动的循环体系，让其他国家为美国的赤字和逆差买单。这就需要打破自新政时期、战时经济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对华尔街的束缚，放松为避免大萧条重演的金融管制。卡特政府继续沿用这个政策，而更具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里根政府则全面放松对金融的管制。
于是，美国金融资本家发现能够利用数以千亿计的外国资本进行金融游戏，这个以美国赤字支撑欧亚国家出口需求的新体系越是发展，维系这个刻意失衡的全球化系统所需要的贸易规模就越是庞大。这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动力。
美元霸权下的金融自由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不必为在“大炮和黄油”之间做出困难选择的国家，但也使金融包括股票市场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使美国企业的运行越来越屈从于金融市场的规则，而金融逻辑一定瓦解需要长期投资的工业。因此，经济金融化成为美国工业衰落的决定性力量。只需看看美国的贸易逆差轨迹就能理解：美国的贸易逆差最开始是百亿级的（这里均以美元计价），在进入80年代之后迅速扩大至千亿级，美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逆差也是在这个时段出现的；此后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到2021年突破万亿级。新自由主义催生了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意识形态。
于是，经济金融化大潮逆转了美国工业自19世纪末以来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趋势，资本所有者（股东）从原本管理权独立的“内部人”那里夺取公司控制权（包括杠杆收购、股权激励计划等等花招），华尔街忙于企业的兼并、分拆，对重组的公司进行裁员以提高利润和股价。同时，1980年代美国重新扩张军备（星球大战计划），带动新兴高技术工业的发展，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愈加强势。在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扩大到全世界，进入以美国单极霸权所主导的全球化时期。在这个要求各国都对美国资本开放市场的经济秩序下，只要能提高利润，美国企业就以跨国公司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把制造业务外包到生产成本低的地方。
那时，美国也没什么可怕的，反正手握全球最强军力、最领先的高科技和无所不能的美元，让全世界为自己打工挺好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这个模式的根本缺陷暴露无疑。美国人自己也发现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包括金融化和去工业化造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特朗普主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并获得社会基础的，它的号召力在于承认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工业衰落，但它的谬误是把造成衰落的原因甩锅给别人：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的盟友——都占了美国的便宜（事实恰好相反）。历史的真相是，美国工业的衰落是美国自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