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已成为经济与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与被置于‘仓库’中的核武器不同”，人工智能“不是人类面临的一种被动的生存环境，而是在主动塑造人类的生存环境”，未来将可能成为一种“人造上帝”。这种技术特性决定了人工智能不仅正在重塑社会运行方式，更在重新定义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路径。本文基于当前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面临的现实困境，通过系统分析主要大国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路径分歧，论证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治理共识有望成为打破国际合作僵局的关键突破。
1.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的分化与合作
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的实践持续活跃，积极参与多边机制的规则协商谈判，并推动达成多个全球性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然而，当前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突出问题并非“规范匮乏”，而是“规范过剩”而导致“共识不足”。不同国家和区域组织的人工智能治理实践中逐渐显现出“碎片化”“阵营化”和“排他性”的倾向，成为全球构建具有代表性和公信力治理框架的一大重要障碍。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分化态势
人工智能治理的规范表达呈现“碎片化”的发展特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不同国家、组织在过去十年所出台的人工智能规范框架、标准原则、治理倡议超过三千多份。其中透明性、公平公正以及负责任原则提及的次数最多，但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内容。这些交叉重叠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正在加剧不同治理规则之间的冲突和摩擦，从而限制了治理效能。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出现明显的“南北差异”格局。 数据显示，七国集团（G7）成员几乎全员参与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组织 （如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所提出的各类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而包括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仅在联合国体系内获得参与治理讨论的机会。这种分化不仅凸显了全球南方和北方在技术资源和治理话语上的巨大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拉大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数字鸿沟，导致治理成果难以反应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文化视角。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及“阵营化”危险。美西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仍沿用冷战思维，习惯以意识形态划线，通过设定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资格审查和排他性机制，限制“被标签化”的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进程和议题设定。在多个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人工智能诸边合作平台中，俄罗斯已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外。这种对特定国家限定参与方式、范围和内容的做法，显然与中国所提倡的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治理范式截然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传递出传统技术强国试图继续巩固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主导地位的意图。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合作空间
2025年2月10—11日，全球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以下简称“巴黎峰会”），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签署了《关于发展包容、可持续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与地球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但美国和英国拒绝签署，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与此同时，巴黎峰会也是中国突破美国封锁的一次良好契机，提出了“促进可持续人工智能系统（硬件、基础设施、模型）投资的知识共享”的关键共识。对于中国和欧盟而言，未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合作方向逐渐明确，以“节能减排”等可持续发为核心诉求的技术合作将成为一大抓手，并且一定程度上将影响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
国际社会推动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源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双刃剑”特点。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快速普及加剧了各行各业的能源需求。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升级也为节能减排注入了新的动能。
国际社会推动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源于人类化解发展危机的共同需要。联合国专责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高级别咨询机构在2024年9月发布的《治理人工智能，助力造福人类》最终报告特别指出，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环境危害尤为关注，并指出治理这一环境威胁的迫切性丝毫不亚于管控人工智能武器在武装冲突中的恶意使用。
国际社会对于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可能性来自全球算力需求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以非洲和中东国家为例，这些国家与欧美国家相比，数据中心的散热技术相对落后，但是气候环境又要求更好的冷却系统。在普遍依赖传统化石能源供电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消耗更多的能源来冷却相同的能耗负载。因此，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不能只是停留在算法、算力、芯片及数据安全等领域的技术性讨论，而是要关注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结构性影响。
国际社会推动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中国最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深度求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自主开发的低成本、高效能、开源的技术进路，打破了美国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垄断。该技术允许各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较低的开发成本和有限的能源条件，依然可以分享到中国技术进步的红利。
2.中美欧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行动策略
欧洲国家以“立法”为中心的行动策略
欧洲国家主要通过欧盟作为“超主权”区域治理平台优势，建立高标准、国际化的法规与监管体系，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范向“欧洲标准”靠拢。上述立法主要围绕人工智能的风险管理，强调系统透明度、合规性和责任原则，但是也蕴含对可持续性发展的认同和关切，是未来我国与欧洲国家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基础共识。
中国强调“柔性治理”的行动策略
与欧盟立法治理路径不同，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方式更强调“柔性治理”的特点。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亮出了中国以“以人为本”和“科技向善”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同时做出人工智能“助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的庄重承诺，体现推动全球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强调多边共赢的理念。这一立场体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担当，也为国际社会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提供了实践参考和行动指南。
中国的柔性治理与欧盟的立法治理只是手段不同，但两者的使命与目的相同。中国和欧盟都强调人工智能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中应当发挥积极作用。从治理文化层面而言，中国和欧盟都主张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度结合，强调科学技术的核心使命应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解决人类社会未来所共同面对的公共利益问题（包括环境问题），而非单纯追求技术的商业化或经济收益。
美国强调“技术资本主义”的行动策略
美国始终在国际社会中积极谋求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权，但与欧洲的立法治理模式以及中国的柔性治理模式都有明显区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更加严重，不同于以往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美国资本与科技的结合侧重于通过垄断和寻租扩大现有财富份额。与此同时，互联网、社交媒体、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相继兴起，推动了纽约资本家和硅谷企业家的深度合作，也同时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向平台资本主义、数据资本主义以及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转变。
在国际层面，美国主要通过与本国科技巨头合作，发起诸如全球人工智能包容性伙伴关系等共识性倡议，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的规范化发展。从表面上看，美国企业以合作倡议的形式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方式，既避免了国内立法对技术创新的限制，又能在国际市场借助国家话语权，强化了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此外，这种企业参与治理的模式还有利于美国早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一种“去国家化”的治理形象，使美国企业能够以“全球利益捍卫者”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而美国政府则通过这些企业间接推动本国的战略利益，彰显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深度。但从美国国内的情况来看，技术发展的红利往往只被极少数人占有，这种模式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存在，如果直接套用于全球治理，实际上只会放大和延续这种不平等。
政策启示
美国代表在2025年3月4日联合国大会的一次投票中明确表示，美国将不再自动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纲领，背弃了此前的多个国际承诺。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出现裂痕，未来将可能转向与中国合作。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强调人工智能的全球合作，对于中国而言已经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更是一种战略选择和现实考量。
与此同时，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的出现，使得长期困扰中国的技术限制和算力约束问题得到缓解，在此基础上，中国企业可以结合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和原有的制造业优势，迅速开发各类应用。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极有可能具备在人工智能和节能减排技术2个方面同时领先世界的历史性优势。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在全球范围引领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将逐渐成熟。这是中国参与制定全球规则甚至引领全球治理的一次难得机遇。
中国引领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具有良好基础。在国家间合作层面，中国已与全球超过15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并签订111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具备与各国开展广泛技术合作的前期条件。特别是，中国深度求索公司相继发布的两款开源人工智能应用在全球南方国家广受青睐，大大低于美国同类型应用的训练成本，而且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成本。
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中国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利用效率的领先地位，也决定了中国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先进经验。通过输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节能减排技术不仅可以体现我国的“大国担当”，确保各国人工智能实现本地部署，走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转型之路；更加可以推动构建更加平衡的全球科技生态，避免某西方大国的技术殖民胁迫，在全球南方形成对华友好的“多边技术联盟”。
中国要及时根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最新转向，主导成立国际性的人工智能投资基金。中国要积极把握巴黎人工智能峰会的良好为契机，推动设立全球人工智能共同基金的可行性。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上，中国可以通过以定向投资的方式协助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自主人工智能技术生态系统在全球各国的推广和应用。例如，该基金可以资助境外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立对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链的研发和制造中心、业务运营甚至数据中心。例如在东南亚或拉丁美洲，该基金可以与地区合作伙伴合作，投资能源供应链，聚焦电池和绿色能源。
中国要更加积极搭建人工智能的多边治理平台。作为美国对华科技战的关键领域，在未来一段时间，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都没有动机放松对中国人工智能的限制。因此，要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多边治理平台，采取一些变通和柔性的方法探索与对华友好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针对特朗普政府与欧盟之间关于人工智能监管思路的分歧，中国可以推动中欧双方加强科学研究合作与知识共享，共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具体而言，建议抓住可持续发展这个最大化的“合作共识”，以推进双边人工智能的基础性软件和硬件的科技合作为目标，借助与欧盟在应对人工智能节能减排上的多边合作，将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嫁接欧盟国家的企业应用端。与此同时，中国可加强针对性向一些相关的国际组织输出人才，引导中国方案在多边治理平台的落地。
通过以上努力，中国将在全球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且成为全球技术合作促进机制的坚定践行者和重要贡献方。基于中国输出的绿色标准和软硬件设施的技术整合将赋予中国企业更多影响力，使得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更具韧性，而来自中国的耐心资本将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研发和技术创新中取得更大成功。这也意味着中国版本的绿色人工智能技术和耐心资本整合能力将跨越国界，从而为中国引领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拓展外部空间。